编者按：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黄河流域孕育出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其中，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近年来，河南省积极推动河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有为”之志深耕文化沃土，让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共绘河洛文化魅力画卷，河南日报社推出《了不起的河洛文化》系列报道，11月13日至14日，第十九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开幕，值此之际，大河网学术中原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联合推出特别策划《“河洛”有为》，从理论创新、保护实践、传承发展等维度，以“有为”之举激活文化基因，让历史遗产焕发时代光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深厚文化力量。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处，今河南省境内）的中原历史文化。河洛文化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以深厚的根源性和广阔的包容性构筑起中华文化的主体特质，并汇聚了中国古圣先贤最原始的思想智慧。其中，“中国意识”底蕴、“大一统”思想以及“和而不同”理念最具代表性，虽因朝代更替历经演变，但其思想主旨始终未变。
展开剩余78%一、根深蒂固的“中国意识”底蕴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正所谓“中华文化，根在河洛”“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河洛文化在“煌煌祖宗业”中所具有的文化根脉性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以及“中国意识”的历史存续。“中国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在河洛文化特殊的地域性上，更蕴含在河洛文化独有的根源性中。
从地域性来看，河洛地处中原腹地。中国古代有“择中建都、择中建宫”的理念，正如荀子所言：“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荀子·大略》）所以，“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夏商周分别以“禹都阳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阳”的史实突显了河洛地区作为“天下之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据西周初“何尊”铭文记载：“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都于洛邑，并以此为中心统治天下，至此洛阳就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中国”的原义即指中央之城邦，也就是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也因其“中国”的特殊区位优势，从先秦到五代，共计十三朝在此建都，享“十三朝古都”之美誉。
就根源性而言，河洛沃土孕育滋养出代表中华文化之根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河洛文化。河洛文化之所以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生动体现于《周易·系辞上》所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汇聚了中国古圣先贤最原始的思想智慧，这种思想智慧通过河洛文化的世代传承形成影响深远的文化辐射，将依托“中国”区位优势的河洛文化，从一种地域文化发展为历史文化概念。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河洛文化作为“中国”意识的文化基础，并通过分封诸侯实现“以夏化夷”，使“夷戎”各部族通过河洛文化的礼乐教化形成“中国”观念，正所谓“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法言·问道第四》），这充分说明文明程度已成为判断是否为“中国”的关键，这也体现出河洛文化通过自身的正统性辐射及对外域文化的吸收融合，由河洛而泽中原，由中原而传播“中国”，从而形成兼容周边群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二、历久弥新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何谓“大一统”？关于“大”，表示“以……为大”，具有重视、推崇之意。“一统”强调从根上合多为一。可见，“大一统”作为理想的政治秩序，以“一统”为“大”，在“多元”为基础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一体”的秩序格局，主要体现在政治一统、思想一统、民族一统和文化一统等四个方面。政治一统就是指国家统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描绘的“大一统”理想承载着古圣先贤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思想一统体现在以儒学思想为纲，融合诸子百家之长；民族一统强调“夷夏一体”，通过“光被四表”“协和万邦”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文化一统提倡“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在主流价值的规范引导下实现不同文化的交相融合、兼容并包。
“大一统”的理想秩序如何实现？中国历代王朝都尊奉重德的“王道”思想，使“天下兼相爱”，追求“协和万邦”的和平目标。“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的鼎盛时期，鉴于“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尧提出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既是一个道德理念，又是一个政治主张。通过从“九族”“百姓”再至“万邦” 的层层扩展，以家庭、社会的和谐促进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即使是在分裂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只是把采取武力的“霸道”当作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所谓“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化干戈为玉帛”（《淮南子·原道训》），就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圣先贤在“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对于战争的谴责以及对于和平的追求。
三、有容乃大的“和而不同”理念
如果说一体多元、和谐共处的“大一统”是理想政治秩序所追求的根本目标的话，那么，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和而不同”则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实现此目标。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有了深刻认识。据《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通过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命题，将“和”与“同”做了明确区分。“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百物的生成是土、木、金、火、水相杂而成，单独一样是不能成就事物的。“和”是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上，通过协调统一而达成更高层次的和谐，正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
孔子在对“和”“同”辩证关系进行深切领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和而不同”命题的提出，使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和”“同”辩证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的特质正是在“不同”的存在中得以体现。人类社会只有在“同”与“异”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才能获取不断进步的生机活力，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追求和谐相处，又要强调求同存异。通过对“和而不同”中“和”与“同”辩证关系的把握，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到只有融合多元、整合差异，才能够生生不息，求“同”排“异”只会导致自我闭塞，最终将事物推向灭亡，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交流交融尤是如此。
（作者：喻新捷 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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